制造 iPhone 13 背后，非典型的大学生小时工和暑假工源源不断涌入富士康。他们的志向本不在流水线，但为了钱，要在那里待上几个月。这个错位的故事里没有内卷，也没有上升或下降，更像是一种真实人生的体验。见证过富士康流水线的年轻人们无一不告诉每日人物，他们喜欢钱和 iPhone 13，却再也不想回到车间。

文 | 邬宇琛
编辑 | 金匝
运营 | 以繁

去富矿，淘金

没有年轻人真的喜欢富士康。

18 岁的方晓童今年高中毕业，考上了一所二本院校，还在学校时，她就知道富士康是 “文化素质不高的人” 才去的地方。这样的印象来自于一位高中老师，他常常会在班上苦口婆心地劝诫学生们：“现在不好好学习，以后就要去富士康打工。”

方晓童生活在山西晋城，学校不远处就是富士康科技工业园。1999 年，富士康在这座城市落脚，流水线工厂和廉价劳动力捆绑在一起，这让有关它的故事大多带有一丝底层的灰色。

她从没觉得自己会和富士康 3 个字有联系，直到今年 7 月的一个下午，学校门口挤满了人，不只是家长，还有许多寻找暑期兼职的人，人群里，一张小卡片递到她面前，上面写着：“富士康招小时工，工资 23 元 / 小时。”

相比往年，这个价格更高。今年早些时候，受疫情影响，富士康在印度和越南的代工厂相继停摆，iPhone 13 的相关订单回流至中国，6 月起，富士康就以 “疯狂招人” 的姿态加码各个工种的奖金。

以今年郑州富士康 IDPBG 事业群 7 月 11 日的招工政策为例，入职满 120 天，除了工资，还可以带走 6000-6500 元的返费。到了 9 月 6 日，这一政策变为：入职满 90 天，就能拿到 8700-9500 元的返费。

人手不够，大学生小时工和暑期工自然受到青睐。因为门槛低，薪资高，即使是不喜欢，也并不妨碍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涌入富士康，将这里视为一个 “淘金” 的去处，一座可以短暂停留的 “富矿”。

方晓童早有做暑期兼职的意愿。家里还有弟弟和妹妹要养活，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工作，干的是体力活。她马上要进入的那所大学，学费和杂费加起来一年要七千多，母亲想过，让她去办个助学贷款 —— 她是一位缺钱的大学生，“我对流水线的理解很模糊，但富士康至少钱多”。

她决定去富士康做小时工。按照工作 8 小时计算，23 元的时薪，一天至少能挣到 184 元，如果加班，意味着挣得更多。

同样是 7 月，100 多公里外的洛阳，读大二的学生郑蓉在 58 同城上看到了 “富士康招募中心” 的暑期工信息。岗位介绍说，这个工作能坐能站，一个月挣 5500 元，待到 8 月 25 日再离职，还可以拿到 3000 元的返费。

她至今还未完全实现经济独立，每个月家里会给她 1000 元的生活费，但这些钱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开销，无法覆盖她网购衣服、化妆品的费用。她从大一开始就有打暑期工的习惯，之前尝试过打字员、促销员，每个月低至 800 元的薪资，并不让她满意，今年，她想要找一份收入更高的暑期工。

▲ 2020 年，郑州某就业服务中心的双选会上，富士康的招聘要求与待遇。图 / 视觉中国

就读于农林经济专业的大二学生徐玟，也在今年暑假离开家乡平顶山，来到郑州富士康打工。放暑假前，一个大学同学告诉她，自己有亲戚在郑州富士康上班，可以内推入厂，一起结伴去打暑期工，推荐成功的话，亲戚可以拿到内推的 600 元奖金，这笔奖金之后会再匀一次，到徐玟这里，她能拿到 150 元。

除了内推奖金的吸引，徐玟也没多少选择，在郑州，适合大学生的兼职不多，租房子太麻烦，拖工资的现象也时常发生，但富士康不会。另一位已经两度进入富士康的大学生卢静印证了徐玟的话：“世界 500 强的好处在于，提供宿舍，也不会故意克扣你工资。” 去年寒假，她来到富士康打零工，挣到了将近 1 万元才离开。

欢迎来到真实世界

需要承认的是，对大学生们而言，富士康有时候的确会给他们 “像个学校” 的错觉。

今年年初的一天，就读于大二的卢静坐在富士康摇摇晃晃的厂区班车上，想起了高中生活。拥挤的人群，无法站立的狭小空间，这和她放学回家时坐的公交车上的场景一样。下了车，她在人群中哈着白气，看看周围的环境才回过神来，这是富士康啊。

偌大的厂区，下班后人头攒动的食堂，以及不远处有商业广场，夜晚来临时，工人在路边喝酒聊天，这些片段都和大学生活十分相似。但这里并没有校园里的那些浪漫和自由，对大学生们来说，进入富士康要做的第一件事是：放弃幻想，面对现实。

从教室来到流水线，首先是一场来自身体的考验。郑蓉被安排给 iPhone 按颜色分类，一次迎来 10 个盘子，每个盘子里装着 5 台 iPhone，她需要把 10 个盘子抱到自己的岗位上，将相同颜色的手机放到一起。

第一天结束后，她粗略算了下，至少搬了 5000 台 iPhone。“干完活儿从车间出来，脚特别疼，当时我想的是，我终于理解人鱼公主变成人后，那种脚走到刀尖上的感觉。” 郑蓉说。不仅是脚，搬动盘子时，她的手需要弯曲，从早晨 7：50 干到晚上 7 点后，因为长期维持这个姿势，她的手都很难再伸直 —— 这都是在读大学时，她从没有经历过的对身体的捶打。

更重要的是，郑蓉的富士康之旅从一开始就充满不确定性。合同上的底薪让她疑惑 —— 招聘网站上，这个数字是 5500 元，到了中介口中，底薪是 4500 元，而到了合同上，只有 1900 元。

200 元入厂券的疑云也一直在她心中挥之不去 —— 在园区门口时，郑蓉联系的中介告诉她，来应聘的人太多了，必须先花费 200 元购买资格才能被录用。当她进入宿舍后问室友，你们都是交了钱才进来的吗？室友给出否定的答案，她才明白，自己被骗了。

18 岁的方晓童则被分配到检验 iPhone 13 手机壳的流水线上 —— 用灯光照亮手机壳的其中一个部位，看哪里有刮伤或者异色。手机壳的后面贴了膜，膜上面会写着代表某条流水线的字母，任何一个部位没有过关，流水线线长都可以轻松地找到出错的工人。

这些在晋城富士康被检测好的手机壳将会流向郑州富士康，接受下一轮的加工和拼装。有一段时间，来自郑州的验收人员，会待在方晓童所在的那条流水线上检查产品，奇怪的是，几乎每天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次品出现，导致整条流水线上的工人都会被验收人员和组长责骂。

“不管是新人和老人，一看到那种不良程度，就觉得这简直不可能发生。” 大家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有人针对他们这条流水线，往良品里掺了次品？

在富士康，管理者权限从大到小依次为干部 – 组长 – 线长，关于组长和线长不和的传闻在车间里流传得很广，大家开始推测，是有人在作怪。方晓童所在的那条流水线的字母标识是 “C” 和 “D”，大家商量之后，线长决定将标识改成 “E” 和 “F”，打那个 “掺料” 的人一个措手不及。果然，标识更换以后，流水线的次品数量又回落到正常水平。

没有人知道 “掺料” 的人是谁，那甚至可能是个假想敌，但这些见闻，让方晓童第一次感受到真实世界的复杂。

▲ 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。图 / 视觉中国

打捞出泥沙

钱赚得并不容易。淘金的日子，泥沙也一同被打捞出。

进入车间不能带手机，除了机械地工作，没有任何可供消遣的事情，方晓童觉得无聊至极，一天夜班结束后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她忍不住在微博写下一句话：“我的精神世界决不能被蚀成废铁。” 等回到宿舍，她甚至会在百度上搜索 “怎么在密闭环境里打发时间”，没人能给出答案。

她悄悄观察过一些和她同龄的女工，表面上，她们戴着口罩，一言不发，眼神里没有光，下了班就赶着去吃饭，但时间久了，她也发现，有的女工会在上白班时化着妆来，虽然戴着口罩作业，等巡逻的稽查一走，她们就会把口罩拉下来，露出化过妆的年轻面孔。方晓童还知道，有一位女工给自己报了化妆课，每次干完活就会匆忙离开，抓紧时间去上课。

作为一个毫无话语权的准大学生，在流水线上，方晓童做得最多的，是竖起耳朵听老员工们聊天：富士康跳楼事件的真实情况怎么样？哪个线长抛弃家庭和一个女工谈恋爱？

直到她的组长成为被谈论的对象。过往，方晓童一直觉得组长是个凶悍的女人，她曾用各种羞辱性的语言，将一位做了次品的老员工骂哭。但这一次，组长带着两个浓重的 “黑眼圈” 来到车间，起初她以为，是组长昨晚没睡好，并没有在意，直到后来她听工人们说，组长又被她老公家暴了，方晓童才意识到那些湖面下的暗涌。

卢静有一张年轻的脸，以及一双没有被物料长期摩擦过的柔软的手。在社交平台上，她是个会写读书笔记、画画、穿 JK 制服、看《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》的女大学生，看起来和流水线格格不入。

第一次来富士康打工时，坐在卢静身边的男生突然跟她表白了。在枯燥且不停歇的工作里，大家不用动脑，每天除了聊天就是聊天，很自然地，一些情愫萌生了出来。卢静倒是很清醒，她告诉这个从许昌来的男孩：“你只是没人说话，所以才觉得喜欢我。”

那些闯入的人注定成为她的过客，因为她也只是富士康的过客，大学校园还在等着她。但她也知道，在流水线上，有太多被压抑的情感。她见过女厕所里用笔写下的故事，在富士康，这叫 “厕所文化”，一个笔迹写道：“我喜欢上一个弟弟，但是他返费到手了马上就要离职，我要不要离婚跟他走？” 另一个笔迹回复道：“离吧，我相信爱情。”

▲ 富士康的食堂里，工人们永远行动匆匆，吃完饭后飞快离开。图 / 视觉中国

没有别的出路

钱到底能够支撑一个大学生零工在富士康待多久？这是个问题。

富士康底薪低廉，靠的是加班和返费招揽人，这已不是秘密，但郑蓉没有想到，除了来的第一天按时下班外，没有一天是不加班的。和郑蓉一起进来的朋友有些坚持不住了，每天都在抱怨，想离开，郑蓉鼓励她：“再坚持一下，3000 元的返费就要到手了！”

淘金的美梦还没实现，郑州暴雨来了。

7 月 20 日，那一天暴雨达到了峰值，郑蓉晚上 7：30 下班，想坐班车回宿舍，整整等了 1 个小时，车也没来。她撑起伞想走回宿舍，瞬间，倾倒而下的雨水直接砸破了伞，最后，她是撑着孤零零的伞柄回到宿舍的。

第二天，郑蓉发了低烧，生理期也来了，疼痛难耐，她打电话向干部请假，干部没有准许。“今天肯定有很多人请假。” 对方说。后来，她坐了 40 分钟班车到车间，向干部当面求情。那是她进富士康以来第一次流眼泪。

洪水带来的反应是多米诺骨牌式的，灾情之后，疫情也来了。园区里一度有传言说，郑州要封城，大家都慌了，年轻的工人们预想的最坏结果是，返费到手了，但是出不去了。同宿舍的一个大学生告诉郑蓉，自己叫了一辆私家车准备离开，富士康不值得这么待下去，郑蓉的朋友也走了，3000 元的返费，她决定不要了。

撤退开始了，在灾难面前，自由的价值比返费要高。那段时间，富士康的园区里频繁响起行李箱的滚轮声，和 7 月初往里涌不同，年轻人们开始往外跑。那是郑蓉最纠结的时刻，要不要离开？她觉得自己被骗的 200 元，以及睡梦中都会疼的手臂，一定要用最后的 3000 元返费偿还，这时候跑路，就什么也拿不到了。

方晓童也开始经历一段磨人的时期。7 月，晋城也下了场暴雨，富士康停水停电了，她所在的车间启用了备用电源，但只能用来维持流水线的基本运转，空调不能开。身上包裹着静电服，方晓童觉得自己快热晕过去了，尤其是上夜班时，车间里没有钟表，看不到时间流逝，她从没觉得一个晚上能过得这么慢。

方晓童开始意识到，在富士康赚一两个月的钱可以，但长期肯定不行。她怀着好奇心问周围比自己大的人，为什么能在富士康待这么久还不走？有人告诉方晓童，打工，还是这里待遇好；流水线线长给了她一个标准答案：“要干到富士康倒闭。”

还有另一个她听到的故事是，一位阿姨在富士康干了十几年，进来时是员一，在富士康，这是最低的职级，到现在，那位阿姨还是员一，“因为真的没有别的出路了”。

▲ 富士康员工宿舍内，一名男性员工坐在床上发呆。图 / 视觉中国

逃离

里边的人想出去，外边的人想进来。

方晓童和郑蓉在富士康度过暑假的日子，薪资已经越垒越高。离 iPhone 13 的发售时间近了，疫情却没有完全消退，郑州厂区给出的价格一路上涨，最高时规定，9 月 6 日及之后入职富士康的工人，在职满 90 天且有效出勤满 90 天，可以拿到 8700-9500 元的返费，以及 2000 元的疫情交通补贴，介绍人还能拿 1200 元的奖金。

这和 7 月 6 日郑蓉踏进富士康大门时的薪酬已然不同，那段时间的人员流动也耐人寻味。尽管车间里的许多大学生可能待上几天就离开，但还是会有一大波新人涌入。有一天，方晓童所在的流水线上突然来了一名西南大学的研究生。她对此感到惊奇：为什么拥有这么高的学历，还来富士康？那名研究生告诉她，原本自己想去干一些其他工作，但富士康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后来，一名从教培机构离职的老师也去了方晓童隔壁的车间，“补课班不让开了，没收入，所以也来富士康了”。

在富士康，人永远是流动的，以至于无法准确分辨这里到底缺不缺人。一名有 11 年工作经验的流水线线长告诉每日人物，富士康永远不会缺人，只要工资一涨，来自各地的大巴车就会不断地往园区开，将人输送到这里。但临近 7 月底，方晓童要离职的时候，又有其他流水线上的工人传言说，富士康不允许工人们离开，因为依然没有招到足够的人。

原本，方晓童打算在 7 月 25 日离开，但中介告诉她，必须等拿到工资才能走。她有些生气，迫不及待要离开这个地方，“当时我都想好了，即使是不发工资我也要走，大不了我不要钱了”。最终在线长的帮助下，她完成了离职手续。和入职那天一样，人潮从一个小房间里喷涌出来，汇成一条长队，方晓童挤在里面，完成了和富士康的告别。

8 月底，约定发放返费的日子快到了，郑蓉去询问中介有关返费的具体事项，中介开始语焉不详。她去人资中心询问，工作人员告诉她，有返费的人会在一个名单上，而名单上面没有她的名字。

后来郑蓉才明白，3000 元的返费，是返费工才有的，暑假工的返费，事实上是富士康发给中介的入职推荐金，实际上只有 700 元，而中介也并没有将这笔钱给到郑蓉。她当时觉得 “又愤怒，又冷静”，这场从一开始就充满疑点的暑期兼职，最终以黑中介的骗局告终。

夏天结束了，方晓童陆续收到了几笔从富士康打来的小时工工资，她把第一笔发放的 4000 元给了母亲，剩下的 3000 多元留给了自己；郑蓉虽然失去了她心心念念的返费，但靠底薪和加班费，她拿到了 5400 元，和此前的兼职相比，这个数目也算高出不少；至于卢静，她两度前往富士康，今年春节也没有回家，为了留任奖金。拿到近 1 万元后，她给自己买了一台 iPhone 和一台 iPad。

富士康关于返费的最近一次调整是发生在 9 月 11 日，离 iPhone 13 发售只剩 3 天，这笔钱降到 6300-7000 元。淘金浪潮里，能够拿到万元的大学生零工还是少数，但所有人离开的原因都很相似。郑蓉离开富士康时，尽管郑州下着大雨，她心里却感到兴奋，也觉得解脱：再也不用为那个不能实现的 3000 元返费忍受痛苦了。

方晓童离开车间前，听到一个女工也表达了要走的意愿，正是她心中想说的一句话：“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富士康了，不管它工资多高。”

▲ 2015 年，从北京到郑州务工人员专列上下车的乘客。图 / 视觉中国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涉及人物皆为化名。）

来源：每日人物 微信号：meirirenwu